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亚洲曾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 当时的中国作为中央之国，不仅引领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发现，还曾主导过跨越全球的大规模远洋航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 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掀起了浩大的工业革命，科学、机械、火车与现代工厂相继诞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未能经历完整工业革命的中国无法与之抗衡，甚至被迫割让土地。 此后一个世纪，随着外来入侵，中国跌入了贫困的谷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这套体系效仿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监管。 战后，这种模式成为帮助德国、法国和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应当让自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主张，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提高股东的短期收益将被认为能惠及全社会。从历史数据来看，这种模式当时确实推动了美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爆炸式增长。 在西方经济体因这种席卷全球的企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蓬勃发展时，中国由于未能融入这场资本主义盛宴，导致经济持续下滑。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着广泛的贫困问题。 一九七八年前后，邓公希望扭转中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衰落局面。他在视察中发现，周边一些采用自由市场的地区已经实现了繁荣，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必须尝试通过引入某些资本主义特征来重建经济，但必须谨慎进行以维持现有的体制基础不动摇。 因此，他决定先在中国南方一个当时仅有约三万人口的沉睡渔村进行试点。这个村庄紧邻着当时因高度资本主义经济而繁荣发展的香港。 这个小镇被设立为经济特区，允许外国公司在此建立业务并进行具有自由市场特征的投资。香港在其中充当了西方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 随后发生的事情堪称地球上最令人震撼的经济奇迹之一。这个小渔村迅速膨胀为拥有超过一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人均收入也从每天一美元飙升至每年超过三万美元，展示了结合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 这种特区模式随后开始在中国各地广泛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为了寻求廉价且高效的劳动力纷纷涌入，使中国迅速成为了全球运转的核心世界工厂。 中国顺应了亚洲经济体的这一发展趋势，最终超越了其他竞争对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经济转型，正是中国变得如此强大的核心原因。 这也使得亚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逐步攀升，并最终具备了超越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体量，数以亿计的人口借此摆脱了绝对贫困并实现全面工业化。 尽管这是一个关于资本如何推动国家迅速工业化的精彩故事，但我们也必须审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通过著名的大象曲线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崛起与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 如果将全球人口按收入水平进行排序，会发现处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区间的人群，其收入实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甚至更高的巨大增长。 这一群体主要代表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中因全球化而迅速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无疑是这套全球化经济体系和产业大转移过程中的巨大受益者。 对于处于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区间的人群，即主要代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其收入增长却非常缓慢。 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增幅通常不到百分之五十，部分西方蓝领工人由于工作岗位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转移，甚至遭遇了实际收入的缩水。 当目光转向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时，会看到他们的收入在这一体系下呈现爆炸式增长，三十五年内翻了整整三倍。这表明，在扩散至全球的股东资本主义浪潮中，最顶层的高收入者攫取了最为不成比例的财富收益。 此外，环境代价是这场经济奇迹背后另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庞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欧洲。 这深刻地表明，传统的股东资本主义过于关注股东的短期利润，而长期忽视了庞大经济活动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严重破坏。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确切且危险的改变，这将极有可能导致地球环境及人类生存能力发生巨大变迁。 这种情况正在持续发生，目前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踩下刹车，以减缓这场生态危机的蔓延速度。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完成了惊人的原始积累，并将庞大资金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中。 二零二四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三点六万亿元，华为等企业更是投入上千亿资金。厚积薄发的投入结出了硕果：二零二四年中国不仅在造船业三大指标上连续领跑，新能源汽车出口猛增，更建成了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结合的第六代移动通信试验网。 韩国媒体对中国产业链完整度与爆发速度的惊叹，实际上是对中国数十年工业化成果在尖端制造领域集中爆发的真实客观反馈。 中国强大的底层逻辑，深刻证明了资本和市场可以根据我们希望其发挥的作用而进行演变与调整。如果目标是最高效地创造财富，传统的股东模式确实非常有效；但如果希望商业能够造福全人类并保护地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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